黃裕出獄、谷歌返華、索尼倒閉，這三個話題為定期炒作的熱門話題。自2008年11月23日被警方帶走以來，黃裕已經失去了自由整整十年。然而，由于獲得兩次共計21個月的減刑，他的出獄日期不會晚于2021年2月16日（屆時他將52歲）。事實上，據法律規定，刑期過半即可申請假釋，而且理論上還有一次減刑的機會。此外，黃裕出生于1969年，當他年滿50歲時，申請保外就醫也有一定的功概率。因此，黃裕在2019年出獄并不是不可能的，他不太可能坐到2021年。
2017年是國的十周年，黃裕離開公司已經整整十年了，國還好嗎？十年過去了，人們對黃裕的印象或許有所淡忘，只記得他年輕時就為了中國首富。要預測黃裕歸來后國的走向，有必要先了解他過去的經營風格。
在家電“新零售”領域，國和蘇寧這兩個“超級大國”曾經在上海和北京形了一場“陸戰”。舊年的往事不必細說，只從經典的“南京新街口之戰”就可以看出當年戰事的激烈程度。南京是蘇寧的大本營，約六的營收來自于此地。黃裕決心要贏下這一戰，但他忍到全國布局完畢才發起了“收之戰”。然而，蘇寧早已做好了準備，秣馬厲兵嚴陣以待。2005年，國在南京開設了第一家店鋪——新街口店，這也是“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決。當時，有超過10萬市民揮舞著鈔票前來迎接國開業大促銷，五分鐘后，玻璃大門被破，當天被丟的鞋子填滿了好幾個大紙箱。在南京的新街口，蘇寧、五星、國三家門店鼎立，消費者只需步行不到100米就可以比較三家產品的價格。當他們第二圈再轉時，會發現同一品牌的同款商品價格又降低了，因為各家企業會據對手的價格不斷調整自己的價格。據業人士估計，國進南京家電市場后，價格下降了十幾個百分點。除了地面戰，雙方的領導層還頻頻通過互相喊話。黃裕自稱“價格屠夫”，聲稱要為南京消費者“當兩年搬運工”，并在兩個月在南京開設六家門店。張近東則表示“用常規武打，誰也打不死誰；用核武打，你死我也死”。在互聯網圈，有許多激進的競爭方式，包括補、掃街、切客等，燒錢速度超過了當年的“蘇爭霸”。然而，新秀們在展開大規模陣地戰的勇氣、魄力和經驗上不如黃裕和張近東這兩位老師。空戰是在資本層面上進行的競爭。蘇寧選擇了“正途”，通過實力直接進軍A市場。2004年7月21日，蘇寧在深圳中小板上市，募集資金4億元。而國則采取了一種“無間道”的方式，在大陸和香港同時“找殼”。從2000年12月開始，黃裕通過鵬潤大廈只付了1000萬港元的首付款購買了三套房，以換取香港主市上市公司京華自化16%的權和1200萬港元現金，為其第二大東（第一大東持有22%的權）。2002年3月，黃裕又斥資1.35億港元認購京華自化的新，為其第一大東。之后，黃裕將國電65%的權注上市公司，將其余35%的權以70億港元的價格注上市公司。2016年1月，國電之外的500多家門店也被注上市公司。從2000年12月開始算起，國整上市共花了15年的時間，其中有許多原因。例如，當時他們在選擇在大陸還是在香港找殼時猶豫不決，同時也到法規的限制。然而，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黃裕對資本市場規則并不悉，他走了許多彎路。國上市的過程不僅耗時長，而且有很多問題，本文不再展開討論。一些財經曾驚嘆“黃裕的財技令人眼花繚”，而我在國上市時曾評論說，即使是沒有頭的蒼蠅也會飛起來令人眼花繚。黃裕并不是過高等教育的人，但他擅長學習和總結，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敢于冒險。盡管國上市的道路曲折艱難，但最終的資本運營效果與梁建章相當。2006年11月，國電以52.7億港元收購了永樂，一舉拿下了上海市場的主導地位。2007年年底，國集團以36億元人民幣收購了大中，鞏固了北京市場。這兩筆并購可以與攜程吞并藝龍、去哪兒網相媲。收購大中電的過程非常戲劇化，同時也現了黃裕的個。當時蘇寧和國都對大中電興趣，黃裕對張大中說：“不管蘇寧出多錢，我都加價20%。”經過蘇寧艱苦的盡職調查和艱難的談判，他們將收購價格定在了30億。然而，黃裕二話不說，直接出價36億。在資本層面上，雖然蘇寧上市非常干凈利落，但黃裕并不按常理出牌，連續收購了永樂和大中，雙方最終達平手。然而，國在規模、資金、品牌和人才等方面都不占優勢，而且競爭對手一個比一個強大。
2010年，國和蘇寧的營收分別為459億和499億，國相當于蘇寧的92%。然而，到了2010年，國的營收規模已經跌至蘇寧的74%。這一點與黃裕離開有一定的關系。然而，2016年，國完整上市后，從4月1日開始，500多家門店的業績被并了報表，全年易總額（GMV）和營收同比增幅分別為31.05%和18.73%。2017年，國的營收達到了7157億元，相當于蘇寧的38%。2018年前三季度，國的營收為5100億元，相當于蘇寧的29%。從2010年開始，國只有一個財年的營收增速超過了蘇寧（因為并購了500多家門店）。2017年，國的營收同比下降了6.7%，2018年前三季度下降了11.2%。與此同時，蘇寧的營收同比增幅分別為26.5%和31.5%，兩家企業逐漸分道揚鑣，國顯然掉隊了。
黃裕失去自由后，他的妻子杜鵑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且黃裕的母親和妹妹也都深度參與了國的管理。然而，這些領導們畢竟是資和經驗有限的“流”，管理一個擁有上千家門店的商業帝國是力不從心的。因此，2011年3月，張大中出任國董事會主席兼非執行董事，協助杜鵑控這家連鎖巨頭。當時，張大中已經59歲，本可以安度晚年，36億的收足夠他和他的家族花上好幾代了。然而，如梭，轉眼間8年過去了，如今的張大中已經70歲了，估計在黃裕回歸之前，他還需要再擔任兩年的“定海神針”。在中國商界，這樣的例子是非常罕見的。守住國的線下陣地是張大中的最大功績。假設黃裕沒有失去自由，他也有可能像張近東一樣，毅然推進線上銷售。然而，如今的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對手一個比一個強大，國在規模、資金、品牌和人才等方面都不占優勢。如果，很可能在幾年將張大中辛辛苦苦守住的“家業”燒。然而，站在正確的一邊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蘇寧站在了阿里的一邊，國只能選擇站在騰訊的一邊。然而，據黃裕過去的格，恐怕他需要在經歷一些挫折后才會意識到其中的危險，并考慮選擇站隊的問題。
黃裕失去自由的這段時間，他的格可能發生了一些改變，我們無法預知這對他的商業決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時代在不斷向前推進，當大潤發被并購時，創始人黃明端黯然離任時曾說：“時代拋棄你時，連一聲再見都不會說。”但愿黃裕還來得及率領國趕上時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