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起，浙江掀起了一東南亞建廠的熱，而這熱在當今看來似乎依舊在持續蔓延——涌金君發現，杭州秋時節，許多浙江中小企業的老板和高管紛紛將他們的微信朋友圈定位設置在了東南亞。這熱中，浙江的外貿企業探訪東南亞的趨勢正在不斷演進，從大企業的布局轉向中小企業的試水。那麼，是什麼吸引著他們？背后是否存在憂呢？
回顧過去，制造業的第一波“下南洋”出現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漸退，國勞集型產業，如家電、家、紡織等開始將目投向東南亞，看中那里低廉的勞力和土地本。但在當時，并沒有推更多的中小企業外遷。因為從產業鏈和生產效率來看，中國仍然備優勢。然而，這一次況不同。首先，這熱的背后到了關稅壁壘的沖擊。作為對本最敏的群，中小企業必然會到影響。自2018年起，國開始對大量中國商品加征關稅。一家外貿企業表示：“許多客戶開始提醒我們尋找解決辦法，否則本太高，我們將無法接到訂單。”其次，全球產業鏈正加速重構和調整，朝著區域化、本地化和碎片化的方向發展，這促使中小企業向外部布局，占領即將失去的市場。北侖一家中型家電企業之前在東南亞選址時徘徊在泰國、印尼和柬埔寨之間，直到它的大客戶的集團在泰國建立了一座占地20.8萬平方米的空調生產工廠。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明分析稱，國和歐洲紛紛提出“再工業化”，鼓勵制造業回流，并通過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方式降低產業鏈和供應鏈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依賴。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海外投資建廠已經不再是企業降低本的“選項”，而是必然選擇。只有這樣，企業才能繼續作為供應商，融重構的產業鏈和供應鏈，保持話語權和影響力。此外，東南亞擁有完備的產業鏈配套，這也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企業進行布局。例如，吉利控集團最近宣布與馬來西亞DRB-HICOM集團合作，在馬來西亞建設丹絨馬林汽車高科技谷。為什麼選擇馬來西亞？浙江省境外投資企業協會書長倪麗娟分析說，中國與馬來西亞在汽車制造業、數字經濟和新能源方面有著良好的合作基礎，也備較高的勞力素質。此外，中馬關系一直以來相對穩定，這也是企業在考慮投資時的重要因素。吉利在宣布合作時提到了培育馬來西亞本土供應鏈，覆蓋東盟市場。這一舉措勢必會帶中國汽車配件企業在馬來西亞的布局。此外，東南亞還到了政策的青睞。今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同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全面生效，這將使得東南亞國家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更加便利、實惠和活躍。
中小企業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一家外貿企業的代表表示：“即使本再高，我們也要將工廠建在東南亞，離客戶更近，這樣才能拿到訂單。”最近一段時間，他們開始尋找更小眾的東南亞廠址。例如，柬埔寨最近有溫州的手機配件企業落地，而傳統行業如服裝和紡織等則選擇在緬甸建廠。一家剛剛在緬甸投資的服裝企業老板說：“我們沒有辦法，我們來得比較晚，泰國、印尼等地的本已經無法抵消建廠的投。”目前，利潤已經不再是企業全球選址的首要考慮因素，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開始從戰略意義考慮布局，因為東南亞既是企業保持全球市場份額的重要地區，也是市場本。一家國企業負責人分析說，以境零售商品為例，東盟市場有巨大的消費潛力，值得挖掘。建廠的初期本可能較高，但一旦功抓住市場，就能在彌補前期投的同時實現快速增長。回到投資本，海外投資風險較高，對中小企業而言，抱團走出去是最有保障的方式之一。例如，在經過認證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建立工廠，借助運營方的經驗和平臺，可以節省大量海外經營本，同時抵風險。今年，浙江省委提出實施“地瓜經濟”、推進“一號開放工程”，鼓勵企業抱團走出去。浙江省的18個國家級和省級境外經貿合作園區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例如位于墨西哥的北華富山工業園，運營方華立集團在項目伊始就選擇與墨西哥當地家族Santos合作，考慮到政治、法律、市場等各種風險因素。“與當地深度融合是在境外運營園區時的重要課題。”有關負責人介紹道。然而，園區并非長久之計。經貿合作園區很容易導致區域地價和人力本飛漲，超過合理范圍。例如，自從特斯拉公布在墨西哥的選址后，周邊工業園區的地價飛漲，導致供不應求的局面。隨著工廠投產，還將帶周邊勞力本的飛漲，給企業經營帶來不小的力。面對這種普遍的困境，倪麗娟提出了建議，即抱團走出去也可以切換思路。例如，據龍頭企業的需求，在當地有計劃地布局。“作為供貨商，要抓住鏈主企業的選址，在其周邊進行配套。而不是在缺乏系統行業規劃的況下，盲目地涌向同一個本洼地市場，導致本水漲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