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問題必須在多邊、全球經濟的架構或者是全球多邊的治理之下，才能更好應對，而不是靠單邊的協作。在過去40年中是全球化1.0時代，現在國和中國的關系的質變化，帶來人們對于全球化2.0版本的探討，世界需要全新的全球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格利茨與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錢穎一就如何看待“疫下半場”全球化的發展和變化展開了對話。斯格利茨指出，國近期推出的一系列財政刺激政策來應對疫對經濟的影響，包括1.9萬億金的刺激政策和近零利率，是從底部和中部向上來拯救國經濟，它不僅僅是外部支持。對于刺激規模過大，可能會導致通貨膨脹的擔憂，斯格利茨認為，經濟全球化意味著全球大部分商品有非常充足的供應，供大于求。國不需要過多依賴自己制造和生產，可以依靠其他國家來逐漸恢復；其他國家現在經濟恢復還不是特別好，因為制于全球經濟的疲，因此出口可能會比較疲弱；即使有通貨膨脹的力，國有很大的利率提高空間。提高利率可以幫助恢復資本市場；另外國稅收系的結構本不是非常合理，在利率較低的況下，國可以用稅收系的調整來進行對沖。
錢穎一問及乘數效應的影響時，斯格利茨認為，大蕭條后的經濟恢復階段的確有乘數效應，在拜登政府推出的刺激政策之下，這樣的乘數效應會更加明顯。底層群拿到救濟的錢很快會花，比如他們拿到工資這一天立刻全部花掉，所以這樣的乘數效應非常大。而在收較高的群中，乘數效應卻非常弱。國的儲蓄率現在達到了史上最高，過去國儲蓄接近零，現在增加了25%，尤其是二季度。現在稍微降低了一點，降到了10%的儲蓄率，但仍然遠高于以往的水準。所以現在的乘數效應和歷史上的乘數效應不一樣。另外，現在的科技比以往能更好地監測經濟的發展。過去我們要拿到每個季度的經濟數據才能做決策，現在由于互聯網的實時數據，可以實時評估經濟的發展狀況。
針對拜登政府提出的總額約2.25萬億元的基礎設施建設一攬子計劃的有效，斯格利茨表示，這一計劃并不僅限于基礎設施，是一個大型的大規模投資計劃。拜登的一攬子計劃維度非常廣泛，對研發的投資很大，包括互聯網、可再生能源的投資等等。斯格利茨認為，作為一個創新的經濟，國需要在研發領域多投資，不管從哪個視角來看，國的投資還不夠。斯格利茨認為，政府的決策非常重要，因為現在是創新型經濟，創新需要一些研究，特別是一些對公共群有利的基礎研究，這可以從數學、理學等比較象的方面去看，也可以從互聯網這樣比較的角度來看，比如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帶來可再生能源，進到創新經濟的時候，公共支出特別是在研發上面的支出就越來越重要了，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以及基礎設施方面的支出都是越來越重要的。
針對中關系，斯格利茨認為，中兩國在全球經濟架構的定義上都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希這個全球經濟架構是穩定的，能夠推全球貧窮國家的增長和發展，推一個更加公平的世界，中共同影響世界的安全。在合作的方面，全球的氣候變化、健康、醫療衛生等方面，中必須要合作。錢穎一指出，中合作需要在多邊、全球經濟的架構或者是全球多邊的治理之下，才能完，而不是靠單邊的協作。在全球化2.0時代，全球經濟治理和中合作變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