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來自頂層的講話再次提到“著石頭過河”的時候，有人到失，認為我們已經了30年的石頭了，為什麼還在？但我認為這是一個進步，至沒有說什麼石頭是不可以的。而在過去，我們知道有幾塊石頭不能，現在又都可以了，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信號。
當中國經濟增長的力被歸功于改革紅利的時候，我們覺到扭轉過去十年間國進民退的趨勢已經有了可能。過去十年間，我們片面地追求經濟增長，不僅支了銀行和財政，支了社會和環境，而且支了政府的公信力，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出現倒退。隨著等待時間的延長，人們對于政府的改革誠意和能力都產生嚴重的懷疑。
今天在我們討論重啟改革的時候，如果沒有一個大致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就很難恢復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而沒有公信力的政策無法得到貫徹，民眾有可能又會以為是一場高調的空談。我們知道，如果沒有民眾的積極參與，改革將一事無。
路線圖的重要還在于，和1978年相比，今天的改革要困難得多。社會與經濟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權貴利益集團，改革勢必影響既得利益，阻力可想而知。改革的第二個困難是缺乏共識。1978年的中國剛剛經歷了十年“文革”，在社會大和經濟瀕臨崩潰的況下，人心思變，改革為黨外的一致共識。今天的中國比那時富裕了，但如何解決溫飽之后的問題，特別是收分配問題，社會上沒有形共識。
改革的難度越大，越是需要一個路線圖和時間表以堅定公眾的信心，提高政府改革政策的公信力。另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要想事先確定路線圖和時間表是非常困難的。中國的農村改革發端于基層，中央及時予以肯定和推廣。城鎮民營經濟是企業家干出來的，正像小平同志過問“傻子瓜子”事件所表明的，在改革的過程中，政府如果不打、不止就已經很好了。除了涉及國家整制度時，需要政府發揮主導作用，例如1990年代中期的財稅和外匯改革，中國的改革主要靠基層的試驗和實踐，政府的作用是及時總結經驗，將民間的制度創新變為政策和法律。
權衡考慮改革公信力的需要和方案設計的困難，我個人認為路線圖宜不宜細。實際上也不可能過細，因為制度創新帶有很強的偶然，在市場上有一個自我調整和自我完善的過程，新制度產生和它的演進過程事先都很難預料。對于頂層來說，最重要的是表明態度，給出方向和目標，以強化改革的公信力。關于時間表，或許只能是“有頭無尾”，比如宣布某項改革大概的開始時間，但不限定結束的日期。想要有周全的整方案、細致的執行步驟，統籌協調，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地推進改革，這些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是用計劃思維搞改革，不僅不符合中國的改革實際，而且世界上也從來沒有功的先例。
強化改革的公信力還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措施，最近已經有不學者提出了建議，立獨立的“國家改革委員會”，將現在的發改委并新的改革委。改革委直接向全國人大或黨中央匯報，而不是政府的一個部門。過去十年的一個教訓就是改革依賴部門制定案，這些方案幾乎沒有例外地都強調政府部門的重要，擴大部門管制的范圍，增加部門掌握的資源，以便最終將部門利益轉化為個人利益。歷史證明，這是一條以改革為名，而實為部門爭權的歪路，今后不能再這樣走下去了。國家改革委員會下轄法律、政治和經濟三個子委員會，分別負責這三個方面的制改革。法律系改革的方向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落實《憲法》；落實《憲法》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確立各級人大作為唯一的立法機構，收回政府部門的立法權。法律制改革的另一任務是逐步提高司法的獨立和專業化程度。政治制改革的方向是加強民眾對員的監督，制約和平衡政府權力，重新界定政府的職能。我本人不是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專家，這些課題留待法學家和政治學家討論。
下面主要講一下經濟制改革略的設想，盡管這些改革都離不開司法和政治制改革的支持。在經濟制改革方面，有幾件大事是一定要做的。第一，政府退出經濟。政府廣泛地參與經濟活，不僅效率低下，而且對市場的過度管制和干預構了腐敗的源頭。因此，政府退出經濟有提高經濟效率和實現社會公正的雙重意義。政府退出經濟，就需要改變員的選拔和任命機制，取消GDP和財政收作為員的考核指標，改為群眾滿意度，這就是政治制改革的容了。
第二，財稅改革。近期需要全面減稅，而不是以“結構減稅”為名，有增有減，實際上只增不減。減稅的同時要大幅地削減政府支出，特別是投資和冗員的工資支出。改革的核心任務是在財政的預算和執行方面強化各級人大的作用，嚴格執行《預算法》，為此必須提高財政的明度。我們的財政現在是一個黑箱，外界無從知道，每年收了多錢，這些錢怎麼花，納稅人幾乎完全不知。在人大監督到位的況下，可適當和逐步增加地方財政的自主。
第三，監管改革。“監管”這個詞不好，按照它的本意應該做“規治”改革，就是規范化治理，而不是監督管理。一說監管，又變政府管市場、管企業了。Regulation是“規范化”的意思，企業、個人、市場易主的行為要符合規范，本沒有管理的含義，不需要一個機構在那兒管。英文詞翻譯得不準，給人們形一個錯誤的印象，規治變了監管。約定俗，仍監管吧，監管改革的原則是，凡市場能做的都給市場，實行最小監管法，把監管的范圍到最小。要提高監管的明度，監管部門依法監管，不得以監管為名，干預企業的經營。為了減監管，需要大力發展行業協會和行業組織，凡有可能的地方，均用行業自律代替行業監管。
第四，取消國有和民營資本的區別。國有和民營的分類本就是歧視，資本就是資本，為什麼要論統，要論出？政府和國有企業退出競爭行業，開放石油、天然氣、電訊、航空、金融、醫療、衛生、教育等國有壟斷或國有控制的行業。
第五，土地制度改革。從確定農民的土地權益手，允許多種地權的流通，打破政府對土地一級市場的壟斷，這對于保護農民利益，降低地價和房價，促進城鎮化，釋放民間需求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最近領導講“空談誤國”，確實如此，改革需要實干，但我想修改下半段，把“實干興邦”改“實干興民”。因為國和邦都由人和民組，強國興邦是手段，終極目標是富民和興民，也就是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