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居民的現金補和消費補力度遠低于其他國家，這導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增速持續下和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下行。要提振消費的政策必須從本上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扭轉居民可支配收增速下的趨勢，二是扭轉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下行的趨勢。

新冠疫和其他復雜因素的影響，2020年中國居民收僅增加了約1.7萬億元。在收增速放緩的同時，居民的消費傾向下降，儲蓄傾向提高。與2019年相比，2020年中國住戶的儲蓄比增加了1.6萬億元。在收增速放緩和消費傾向下降的雙重打擊下，2020年全年的消費出現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負增長。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的是，之前有些學者對消費會隨著疫控和社會秩序恢復而自然復蘇的愿在2020年被低于預期的數據一次次打破。疫只是消費下的發因素，居民收增速嚴重放緩、消費傾向持續下降等深層次問題，才是關系2021年經濟增長可持續，甚至關系整個“十四五”期間暢通國大循環的關鍵問題。

居民可支配收的增長是決定消費的最重要因素。2020年疫期間，居民經營收到了最嚴重的影響，其中包括中小微企業主和個工商戶。在到影響的工資收人群中，非全職人員和城市流人口是最直接影響的群。盡管從統計數據來看，2020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人數為1186萬人，高于預期目標，年末調查失業率也只有5.2%，與上年同期持平，但在疫期間，調查失業率的統計數據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實際失業和形失業人數應該大于統計數據顯示的數字。此外，由于企業倒閉、歇業、裁員或減薪等各種況，雖然工作崗位仍然存在，但實際收減的現象也不容忽視。據西南財經大學家庭金融調查中心2020年上半年的調查，年收在3萬以下和3-5萬的低收家庭的預期消費減幅度最大，這表明低收階層在收方面到的沖擊大于中高收階層。調查還顯示，有26.4%的訪家庭員反映企業減了雇傭，15.5%的企業降低了薪酬。上述因素的影響，2020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實際增速放緩到了2.1%。與前兩年的名義增速均值相比，去年居民收整增約1.7萬億元。

值得重視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增速實際上已連續多年呈持續下狀態，從2012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7.4%，并在2019年降至5.8%。202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了3.9%，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實際下降了4%。這種消費疲弱狀況并不是疫沖擊下的意外下，而是原有趨勢在外部沖擊下的加速下。如何扭轉居民收增速下的長期趨勢才是我們要面對的本問題。

居民收主要分為儲蓄和消費兩大部分。儲蓄和消費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系。居民的儲蓄意愿取決于其自的財務規劃，主要到利率的影響。利率越高，儲蓄越多，消費越；利率越低，儲蓄越，消費越多。正因為如此，在全球普遍大幅降息的背景下，中國保持相對較高的利率，不僅使本國企業承擔了較高的利息本，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居民儲蓄增加、消費傾向下降的趨勢。到預期和存款利率沒有相應下調的影響，疫期間中國的低收群、中等收群和高收者都增加了儲蓄。央行的城鎮儲戶季度調查顯示，去年一季度傾向于“更多儲蓄”的居民占53%，比上一季度增加了7.3個百分點；而傾向于“更多消費”的居民占22%，下降了6個百分點。到第四季度，傾向于儲蓄的居民仍占51.4%，傾向于消費的居民占23.3%，只增加了1.3個百分點。一些民間調查也顯示，去年上半年超過一半的家庭選擇減消費、增加儲蓄，僅有9.4%的家庭減儲蓄增加消費。據某金融機構的測算，上半年居民儲蓄率比過去十年的平均水平高出10到12個百分點。據央行公布的人民幣存款數據，2020年住戶存款新增了11.3萬億元，與2019年新增的9.7萬億元相比，多增加了1.6萬億元。雖然近年來中國的住戶儲蓄每年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長，但與居民可支配收增長相比，2020年的儲蓄增長速度意味著居民消費傾向的更大幅度下降。研究表明，中國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人均消費支出占可支配收的比重）從1990年的0.85以上下降到疫發前的0.70左右，其中農村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約為0.73，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約為0.66。從趨勢上看，自2008年以來，消費傾向不斷下降，2020年疫期間，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再創歷史低點，其中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已下降至不足0.62。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擴大需列為2021年的重要任務之一，并明確提出要調節儲蓄、消費和投資的比例。可以預見，適當降低儲蓄傾向，扭轉居民消費傾向的長期下行趨勢，也是今年乃至“十四五”期間的重要任務。要緩解對居民消費的雙重打擊，需要解決居民收增速下和消費傾向下降這兩個直接原因，以及背后的源。消費增速放緩既有短期原因，如疫嚴重沖擊和紓困政策力度不足，也有中長期原因，如近幾年居民收增速和消費傾向持續下，以及制上和宏觀政策決策上過于偏重投資等因素。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在疫期間在供給面恢復和刺激投資方面表現出制度優勢，但對居民的現金補和消費補力度遠低于其他國家。據學者測算，以現金補口徑計算，中國的財政轉移支付不到GDP的0.5%，而發達國家或OECD國家通常達到GDP的幾個百分點，差距十分顯著。相比之下，對于歐等國家的經濟恢復而言，重點應該是控制疫、恢復供給和促進投資；而對于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和暢通國大循環而言，關鍵問題是擴大需和提振消費。要提振消費，有許多政策選擇，但從本上來說，必須從兩個方面手：一是扭轉居民可支配收增速持續下的趨勢，二是扭轉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下行的趨勢。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首先需要擴大就業，其次需要深化收分配制改革，關鍵是要將更多的中低收者轉化為中等收群。據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于2019年給出的標準，中國的中等收群家庭年收在10萬-50萬元之間。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除了實施就業優先政策，確保每年新增就業1000萬以上，還應加快農村土地流轉，增加農民的財產收；克服對市上漲的恐懼，提升上市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繁榮，從而增加中等收群的財產收；加大壟斷行業改革，放寬市場準，加快國企權劃撥和社保改革，加強社會保障的托底作用，并增加對中低收者的收補力度等。要提高居民消費傾向，除了可以采取傳統的家電下鄉、購車補等刺激消費政策，還要重視創造和培育新需求。總而言，居民對傳統產品的消費傾向逐漸降低，而對新產品和服務的消費傾向較高。因此，支持新產品開發、培育和引領新的消費場景和創新生活方式，可以創造新需求，提高居民整的消費傾向。最后，據社會平均利潤率的一般原理，任何形式的利息都是社會平均利潤率的一部分。疫沖擊后，全球各國和中國各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大幅下降。在這樣的背景下，保持不降息不符合社會平均利潤率變化的客觀規律，也是過去一年人民幣持續被升值的主要原因。2021年，貨幣決策部門應該正視全社會平均利潤率大幅下降的現實，正視高利率提高居民儲蓄傾向、降低消費傾向的現實，盡快相應調低存貸款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