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西藏和新疆公布了2023年前三季度的經濟數據，使得全國31個省份（自治區、直轄市）的前三季度GDP數據全部揭曉。數據顯示，共有17個省份的GDP增速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經濟保持了恢復向好的態勢。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前三季度國生產總值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增長了5.2%。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理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在接銀柿財經采訪時表示：“一些經濟大省和財力重地保持了足夠的增速，支撐了全國經濟；其他省市也在盡力，但分化比較明顯。與過去幾年的高增長時期相比，整增速有所不如人意；但與其他國家相比，還算不錯。”
據數據，2023年前三季度，廣東、江蘇和山東是GDP最高的三個省份，分別達到了96161.63億元、93180億元和68125億元。這三個省份的GDP總量占全國的28.20%，接近三。其中，廣東和江蘇的GDP都超過了9萬億元，遙遙領先其他省份，位居第三的山東的GDP也接近了7萬億元。浙江大學共與發展研究院研究員馮履冰表示：“從省域經濟來看，廣東和江蘇仍然是強者，反映了這兩個省份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實力和底蘊。其中，廣東有為全國首個年度GDP突破13萬億元的省份。山東和浙江則展現出了強大的競爭力和發展潛力。尤其是浙江省，在GDP總量上稍遜于山東，但在經濟增長速度上領先于許多其他省份，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前三季度，浙江的GDP達到了59182億元，增速為6.3%。浙江經濟的高速發展離不開民營企業的貢獻。浙江省統計局總統計師王福表示：“浙江民營經濟是我們的一張金名片。今年以來，浙江的民營經濟一直于穩定的主導地位。從企業層面來看，民營企業占比達到了93%左右，還有600多萬個經營戶，可以說整個市場經營的主角就是民營企業。”值得一提的是，前三季度，浙江省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的增加值增長了7.6%，民營工業企業對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95.7%，非常高。馮履冰表示：“這表明民營工業企業在浙江經濟發展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增長表明了企業能夠適應市場需求，采用新技和管理實踐，提供有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梅新育也表示：“這表明浙江經濟充滿活力，生力強勁。”馮履冰進一步指出：“這一就的取得離不開浙江政府的支持和民營企業家的創新神。浙江省一直以來以其繁榮的經濟和活躍的商業環境而著名。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行地之一，浙江從改革開放初期就積極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改革和創新，大力推農村經濟改革，推鄉鎮企業發展，為區域經濟的騰飛奠定了制度環境基礎。”馮履冰補充道：“在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應該深分析浙江省營商環境優化的政策機制，通過‘引導’和‘減負’兩個方面的協同探索和創新。一方面，需要在優化政府服務、完善法治保障、降低企業負擔等方面想辦法，另一方面，要鼓勵原始創新，激發創業活力，著眼可持續發展。”此外，數據顯示，前三季度GDP超過4萬億元的省份有3個，分別是河南、四川和湖北，GDP分別為47785.44億元、43387億元和40237.97億元。福建、湖南、安徽、上海、河北和北京6個省市的GDP超過3萬億元，其中福建的GDP已接近4萬億元，達到了39120.75億元。有5個省市的GDP超過2萬億元。前三季度，GDP突破1萬億元的省份占比達到了80%。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前三季度國生產總值按不變價格計算，同比增長了5.2%。從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發布的數據來看，有17個省份的GDP增速超過全國平均水平，有13個省份的GDP增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河北的GDP增速與全國持平。前三季度GDP增速最快的省份是西藏，同比增長了9.8%，海南隨其后，增速為9.5%，蒙古的增速為7.2%。對于海南的高增速，馮履冰表示：“這可能部分到政府政策和投資的推，尤其是海南自貿港政策的實施。”長三角的“三省一市”（浙江、安徽、上海和江蘇）的GDP增速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其中浙江以6.3%的增速位居第一，安徽位居第二，增速為6.1%，上海和江蘇分別位居第三和第四，增速分別為6.0%和5.8%。相比上半年的GDP增速排名，浙江從第二名躍居第一，安徽從第四名躍居第二，上海從第一名降至第三，江蘇從第三名降至第四。2023年上半年，上海、浙江、江蘇和安徽的GDP增速分別為9.7%、6.8%、6.6%和6.1%。此外，從經濟總量來看，長三角的“三省一市”前三季度的GDP總量達到了221034.23億元，占全國GDP總量的24.21%，接近四分之一，繼續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在東北三省中，吉林和遼寧的GDP增速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分別為5.8%和5.3%，其中遼寧是十年來同期首次超過全國平均水平。
從數據中可以看出，中國的不同省（自治區、直轄市）在經濟增長速度和規模上存在差異。對此，梅新育表示：“各省經濟規模的巨大差距是歷史積累的結果，不是一下子能夠改變的，也沒有必要刻意追求改變。”對于經濟增速差異的原因，梅新育指出：“除了長期積累的生力差異外，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各地支柱產業增速的差異，前幾年到疫影響，旅游業創最重，今年旅游業從低谷急劇回升，因此旅游業主導且經濟量不算太大的省份增長率就比較可觀，比如海南和西藏的增長率分別高達9.5%和9.8%；二是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去年年底以來，全球貿易增速進了低谷狀態，中國作為第一大出口國在這種環境下難以獨善其，必然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比如廣東是全國第一大經濟省份，也是第一大出口省份，前三個季度的GDP增幅為4.5%，低于全國總增幅（5.2%），外需下降可能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三是之前經濟風險的拖累，比如貴州多年來的經濟增長率都比較高，但今年前三個季度為4.8%，低于全國平均水平，重要原因是該省的地方債風險突出。此外，房地產問題也是一個因素，廣東作為全國頭部房地產公司最集中、負債規模最大的省份，恒大、碧桂園等公司總部都位于廣東，對廣東今年的經濟增速肯定有一定影響；四是人口流失等問題的影響，比如黑龍江的增長率僅為2.6%；五是自然災害的沖擊，如河南、黑龍江、河北等省份很可能到了影響。”馮履冰認為：“不同省份在經濟增長速度和規模上存在差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產業結構、資源稟賦、政策環境、創新能力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響，尤其是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差異和‘新質’能的比重差異。”